《82年生的金智英》《坡道上的家》热销如何理解近年日韩女性文学的“崛起”?

近年来,日韩涌现出一批女性文学作品并呈畅销之势,而围绕这些作品的讨论或争议进一步扩大了相关文学与改编影视剧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这里的女性文学,主要指由女性担任写作主体,在叙述中大规模引入女性的声音和视角,并力图呈现女性生命经验的创作。在文类方面,近年日韩畅销女性文学以小说为主要类型,相关作品包括《请照顾好我妈妈》(申京淑,2008)、《坡道上的家》(角田光代,2016)、《82年生的金智英》(赵南柱,2017)、《给贤南哥的信》(赵南柱等,2019)、《她的名字是》(赵南柱,2019)、《无人知晓的线年生的金智英》同名电影2019年在中韩等地上映吸引了多方关注,一度成为颇具争议的现象级话题。而长篇小说《坡道上的家》也于同年被改编为六集电视剧,相关剧情及截图在网络媒体流传并引发热议。

日韩女性文学作品的涌现与畅销作为具备代表性的时代文化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思考,相关文本的创作机理、问题指向、受众期待与文化情感脉络也有待剖析。回顾这些作品及其在所属语境中的命运沉浮或许可以追问,有关女性身体、婚育、生活状态等“私人经验”的叙述最终将通向何处?应当以怎样的视角重新审视几代女性的经历、处境、欢欣与痛苦?在当前社会环境中,“她们”的努力是否能带领“我们”在重重困境中寻找可能的“出口”?而这些带有自觉女性意识的言说与书写又是否隐隐预示着某种关于未来的别样想象?答案或许就隐藏在“她们”的作品中。

应该看到,日韩女性文学创作的腾涌首先有其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基础。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日本与韩国在东亚地区率先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教育普及度大幅提升。经济水准与受教育程度上升也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至20世纪90年代,“全民中产”的理想社会结构似乎在日韩逐渐实现。新世纪以来,它愈发成为了某种得到普遍认同的社会现象/幻象。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生相伴的还有文化心态的微妙变化。总体而言,长期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韩在文化积习方面多有共通性,而以欧美为目标和模板对“现代”文化、社会体制的追寻以及建构自身独特政治文化的渴望更构成了日韩等国近代以来的某种文化与身份焦虑。

《坡道上的家》,作者: [日] 角田光代,译者: ,版本: 磨铁·文治图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

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伴随一系列难题与隐患、排除或牺牲。当经济增长进入平稳阶段,这些以不同形态持续存在着的问题逐渐被关注。结构性的不平等被发掘。同时,种种被视为无益于主流经济文化追求而长期遭遇压抑、排斥、扭曲的经验形态也获得了在公共空间中正面呈现的机会与途径。性别经验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上述几部畅销文学作品对女性经验的呈现,基本可以将之视作来自中产圈层内部的些许异质性、怀疑性声音或元素。

在最为显见的层面,这些文本的经验书写往往带有鲜明的个体化痕迹。无论篇幅长短,其基本形态都是对女性个体一段时期内经历与心态的记录书写。

如《82年生的金智英》聚焦于主人公金智英从出生到为人母的生命过程,被归为“女性成长”类小说。《坡道上的家》则以更长的篇幅描绘了家庭妇女里沙子在担任候补陪审员十天中的工作与家庭生活,并穿插着大量心理独白。《请照顾好我妈妈》以“妈妈”的突然失踪为入口,通过不同家庭成员的目光与口吻拼凑起“妈妈”几十年来的生活状态,最终又安排“妈妈”的“灵魂”亲自道出了她朦胧的期待与困惑,以及在某些特殊生命时刻所感受到的意义的充盈。小说集《给贤南哥的信》、《她的名字是》则试图以声音与故事集合的方式汇聚不同年龄、各种身份女性们的多方体验与言说形式,并在行文中隐约透露着对相关经验讲述之“微不足道”与“事关重大”两种评价形态的张力。

这些文本在叙述层面常常平实朴素,如私人日记或社交媒体发言般娓娓道来着女性在生理变化、职场际遇、家务劳动、两性关系、代际沟通、友情维系等方方面面的经历与大大小小的困境。这些小说常常遭遇“制造性别对立”的指控,此外,小说叙述技巧的不纯熟乃至文学性的不足也常成为这类小说遭受非议的缘由。

《请照顾好我妈妈》,作者: [韩]申京淑,译者: 薛舟 徐丽红,版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3月

然而仔细阅读不难发现,这些小说所发掘和表现的私人经验每常十分自觉地向着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或问题意识靠拢。在这个意义上,文字的平实、艺术技巧与审美效果的减弱或许是作家们某种程度的主动追求,由此突显的是这类作品介于个人与社会、“纪实”与“虚构”之间的独特意义。

以《82年生的金智英》为例。每当小说完成对金智英某一阶段经历的叙述,便以“当时韩国…”的句子领起,引入来自报纸、《白皮书》、统计厅、网络媒体等各方面的资料,补充介绍同金智英的成长经验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语境。小说故事时间跨越祖孙三代,一些特定历史情境或许已然不为当下韩国青年所了解。对于异国读者,这些更是读懂作品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相关因素在电影表现中被淡化,这多少削减了作品的意义容量。而小说则依靠统计材料、制度条文、社会评论与民意调查资料的插入,将金智英成长的主线索勾连于韩国三十余年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从而使得作品部分具备了某种“非虚构”的特质甚至报告文学的属性,并以此种形式昭示着私人经验的社会意义。

如作家所言,“金智英”是1982年出生的韩国女性中最常见的名字,因而“她”的成长经历或许也代表着“当今女性的普遍人生”——在由史实资料复现的社会文化形态中,其实随处可见“金智英们”的身影。

赵南柱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她的名字是》则采取访谈加创作的手法。小说集中的27篇小说由60余名女性的真实经历与讲述浓缩而成。从9岁的小学女生到69岁的老年妇女,在倾听与写作的过程里,作家搜集着几代女性的人生故事,试图重新赋予那些被认为“平淡”的、“不重要”的经验以鲜活的生命质感,进而将它们串联成一部别致的事关“历史”的大叙述。我们或许暂且无法知晓从受访者的感受讲述到作家的组织创作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差异变化,但在这些故事中,读者至少不难体察到重要社会事件对个体人生轨迹的影响(《复读之变》),以及从个体到群体的坚韧努力为社会制度的健全所做出的贡献(《重新发光的我们》、《工作20年》)。

除去将个人经验连通社会意义,这些小说还试图呈现现行社会结构中各种无形的权力关系作用于日常生活与人际领域的微观图景。

在一些作品中,“社会”并不以事件或资料的形式直接出现,而是隐藏于私人经验的叙述肌理中,这往往更给人以惊警之感。短篇小说《给贤南哥的信》与长篇小说《坡道上的家》便通过对女性个体日常生活经验的层层深入细腻剖析探讨着某种意识形态与“正确”观念的宰制问题。

《致贤南哥》(小说集内的篇目之一)以拒绝求婚的女子口吻历数了其与男友贤南交往过程中的种种“不愉快”经历。表面上看,贤南是各方面条件均优的理想结婚对象,然而文中的“我”回忆了贤南哥怀疑“我”与教授的关系、数落“我”有敏锐女性意识的好友、在求婚等环节刻意张扬“男子气概”、要求女友接受自己选定的工作并调职到自己所在城市等举动。交往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带给“我”的感受“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但那就像有块极为细小的肉末塞在牙缝里,怎么样都弄不掉的那种郁闷、排斥感与不自在”。也正是这些“细小”之事的累积使“我”逐渐意识到,贤南哥对“我”并不带有尊重心的占有、支配与控制。

《给贤南哥的信》,作者: 赵南柱 / 崔恩荣 / 金异说 / 崔正和 / 孙宝渼 / 具并模 / 金成重,译者: 简郁璇,版本: 磨铁·文治图书 / 花城出版社 2021年3月

而《坡道上的家》聚焦于一场审判。家庭主妇里沙子偶然被选为另一位全职母亲安藤水穗杀婴案的候补陪审员。故事一开始,里沙子如同周边所有人一样震惊于母亲将幼女溺死在浴缸中的举动。在相关人士的证词中,安藤太太被塑造成一位爱慕虚荣并患有“被害妄想”的女子。然而随着调查的展开,里沙子愈发难以忽视这位杀婴母亲同自己的生活经验某些令人震惊的相似之处。

随着当事人对案发前后经过的叙述越来越多地与里沙子照料女儿、操持家务、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场景相叠合,读者们也逐渐体会到这种令人惊悚的相似性,以至于暗自担心里沙子是否会走上水穗的道路。好在,故事并没有给出如此令人窒息的结局。在意识到安藤水穗是被周边人以“好心帮助”、“正确指导”为名义的软暴力逼向精神绝境后,里沙子决意挣扎出同一片陷阱。

正如《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金智英所感受到的那样,“这个社会看似改变了很多,可是仔细窥探内部细则和约定俗成,便会发现其实还是固守着旧习”。这些“细则”与“积习”或许不见于制度条文与统计数字,却总会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规约作用。对看似与社会“脱节”的女性私人经验的细致书写,其意义也正在于揭示这种种看不见的壁垒与藩篱。

除写实性小说之外,日韩畅销女性文学中还出现了某些具备超现实风格或寓言性质的作品。如小说集《给贤南哥的信》中,作为文本核心的“女性人生”被各种叙事透镜变形呈现。有作家以“黑色电影”的风格展现了女性在“异”世界中对自身“错误”的逃避、忏悔与接受(孙宝渼《异乡人》),有作家则以科幻的形式想象在男性宇宙的尽头女性生物孕育新生命的历程(金成重《火星的孩子》)。而中篇小说《无人知晓的真由子》则以“穿紫色裙子”的真由子与“穿黄色开衫”的“我”的生命交互为线索,在写实层面或可解读为对都市独身群体处境的关注,在寓言维度则指向了一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

某种程度上,无论真由子、“我”还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从社会秩序的正轨中滑落,成为“无人知晓”的边缘人。

通过以上勾勒,已不难见出这些畅销作品所塑造的面貌丰富的时代女性文学图景。

《无人知晓的真由子》,作者: ,译者: 吕灵芝,版本::磨铁·文治图书|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年4月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听到了公司不平等雇佣内幕的金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迷宫的中央,一直以来明明都脚踏实地地找寻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打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这段话在电影中由金智英向心理医生表述,潜在地成为了解释其“心结”乃至电影主旨的关键之处。

而在针对《坡道上的家》的评论中,作家匡匡则寄希望于这个所谓“恶母的故事”能够成为“所有女性从同类的苦难中照见和救赎自身的洞口”。纵观其余几部作品,则对“出口”的寻找与质疑、围绕“出口”之有无而产生的希望或绝望也或多或少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动力与核心精神面向。

而所谓“出口”,其实就是某种突破“金智英们”的困境的可能,某种既着眼于现在,又通向未来的行动方式的获取。

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以颇具讽刺性的方式结尾——作品终章转入心理咨询师视角,负责治疗金智英的男性心理医生在相处过程中深深感慨同情于金智英的经历,由此意识到“原来身为韩国女性,尤其是孩子的母亲,背后包含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并决定好好关心自己的妻子,一个曾经的“数学天才”,一个与金智英一样的全职母亲。然而,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医生的遐想,同诊所的心理咨询师李秀莲因怀孕前来申报离职。医生认为李秀莲是“非常优秀的员工”,却还是最为在意她的离职可能为诊所带来的损失,并“暗暗决定,下一个人一定要找未婚单身的才行”。

在这位声称“理解”了金智英们处境的医生这里,不知又将有多少已然或即将成为妈妈的女性失去工作机会与融入新的社会群体的可能。这样的结尾并没有提供“出口”,反而通过对“没有出口”的强调凸显了单凭个体努力或短暂的怜悯与同情无法解决的问题与不能突破的困境。

相比之下,电影版本则让观众看到了些许从可能的“出口”透过的光亮——金智英类似“鬼附身”的“病”被处理为一个出口,由此她得以借别人之口言说自己的痛苦与需求,而非在自己口中说着别人愿意听到的话。心理医生提供的“硬怼”还击法是一个出口,由此金智英可以正面控诉那些对她的处境毫无了解而无端轻视指责她的人;而最重要的出口或许是身边人和小群体所给予她的温暖善意,比如丈夫的关爱与尝试理解,比如母亲设身处地的心疼怜惜,比如“女强人”姐姐与金组长的鼓励,再如那个追下公交车保护女孩免受骚扰欺凌的陌生阿姨。

在小说集《她的名字是》中,类似片段也屡有出现,成为了“她们”生命中的暖色。电影放大了这些文本细节,而影片结尾金智英与母亲对各自女儿出生那天天气的美丽回忆更流露着克制的浪漫与柔情,也呈现出对未来女儿们寄予的美好希望。

进一步梳理可以发现,在上述所有文本中,若隐若现的“出口”或许具备着某些共通的指向。

比如,“写作”与言说或许始终被女性文学作者们视为重要的出口。不同于小说文本,电影版《82年生的金智英》将最后的叙述权交给了女性。丈夫承担起抚育、陪伴女儿的职责,暂时休养在家的金智英则提笔写下了自己的故事。

在《请照顾好我妈妈》中,“妈妈”的大女儿也成为了作家,不识字的“妈妈”恳请家人为她朗读女儿的作品,从中感受着她未曾经验过的更为宽阔的世界。而在一次小说盲文版发布会中,盲人读者们对自己所编织的文学世界的热忱让久久漂泊在外的女儿突然领会到母亲的渴望与孤独。时隔多年,女儿终于愿意与母亲仔细分享创作经验,并在黑暗中紧紧握住了妈妈的手。

“写作”在小说中成为母女沟通的渠道,而小说集《她的名字是》则在创作形式层面实现了倾听、阅读与写作的交融。对于故事的收集与加工者而言,倾听过程中的“愉快”、“悲伤”与“艰难”潜在决定着写作时刻的复杂情绪与整体方向。作家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为更多女性记录她们看似毫不特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让“她们”的声音得以存续,同时使“我的态度和价值观影响周围的人和组织”。由此,“她们”与“我”的声影交叠,个体与群体性女性写作的社会意义被再度凸显。

《她的名字是》,作者: [韩]赵南柱,译者: 徐丽红,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1月

《给贤南哥的信》在每一则小说末尾附上“作家笔记”由作者自己阐述创作意旨和经过,而突破重重困境“写下去”的意志和决断也常被作家们提及。在女性主义的观念脉络中,“写作”本身意味着赋权。就经验状态而言,写作即是对原初经验的捕获、采择、放大与重置,从而于习焉不察的生活日用中,重新激活并传递这些经验的意义与动能。

此外,女性生命经验的交互共通所带来的支持、理解与情谊也被诸多文学作品视为可能的“出口”。尽管在一些时候,这样的互动以不无惊悚感的形式完成。一如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以不时“变”为活着或死去的身边女人们的方式呈现不同身世经历的女性对彼此的期待与同情,《坡道上的家》则通过一场气氛压抑的审判让女主人公在一个个似曾相识的瞬间发觉自己与“杀婴恶母”经验世界的交互。

在另一些时候,由普泛性“厌女”情结下女性的自我厌恶所导致的包括母女关系在内的畸形人际关系也为文本所捕捉(《坡道上的家》、《你的和平》)。但在更多的时刻,这些作品仍力图呈现女性间的了解与温情。在她们笔下,全职妈妈、职场精英、高校女学生、家政服务员等看似拥有不同人生选择的女性不一定彼此隔阂敌视,而是可以坦诚地向对方呈现自己的苦乐,相互理解、彼此照亮。

经由对女性生活、劳动与情感经验的发掘,上述作品还进一步发现了“照顾”的意义。《请照顾好我妈妈》即是对“照顾”话题的再度审视。文本中“妈妈”用一生的精力默默照顾着几代家人的生活,而当“照顾者”突然消失,巨大的空虚感与恐惧感才唤起了家庭成员们对“照顾”本身的歉疚、渴望与眷念。

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或许也正是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照顾”理念的长期缺失导致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症候。如金智英所感受到的那样,深陷“高物价、房价、教育费、恶劣的职场环境”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得苦不堪言”,“实在无暇再照顾另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关注“照顾”的经济与精神价值并给予照顾性工作一定的制度保障,或许不仅是时代女性从困境中突围的出口,更是应对“内卷”、医治竞争型社会各种症结的可能良药。

在作家崔恩荣看来,“女性主义是追求爱的一种战斗”(《你的和平》),而“爱”也正是蕴含在“照顾”中的核心情感取向。以个体的独立平等与相互尊重为前提,以“照顾”为纽带,或许我们能通向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所期待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人际关系形态。

最终,作家们不能放弃的仍是寻求制度与观念的结构性变化。也只有在推动这些改变的努力过程中,性别真正平等、友好的社会大环境才可能生成。那些令人不适的“常态”不该成为坚不可摧的厚壁,而每一个可能的“出口”,其实都需要“她们”与我们去共同开掘。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孙慈姗;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封面素材来自电影《坡道上的家》(2020)画面。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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