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基督新教的历史和现状

韩国的宗教格局一直是多宗教的和多教派的。其宗教生态的高度多样性可以从宗教教派和宗派的数量略窥一二:迄今为止,韩国有18个佛教宗派,94个基督新教教派,393个小型的新宗教团体(包括圆佛教、天道教和伊斯兰教)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萨满教和儒教对韩国文化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和先入为主性的。韩国民众无论信仰何种宗教,都会不同程度地、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萨满教和儒教的影响,韩国的其他宗教或信仰形态几乎都存在一个萨满教化和儒教化的问题。

侵占、奴役朝鲜半岛并将其变成殖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扩张目标。20世纪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速了吞并朝鲜的进程。1910年8月22日,日本政府逼迫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朝鲜最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919年3月1日,韩国天道教15人、基督新教16人和佛教2人在汉城联名发表独立宣言,发起声势浩大的“三一”独立运动。这次运动涉及韩国社会各界和各大宗教,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基督新教,运动期间的集会场所大多是基督新教会,受害最多的也是基督新教徒。③

距1884年正式传入韩国仅有35年传教史的基督新教,通过“三一”独立运动在韩国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韩国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一面旗帜,同时也以民族主义诉求与基督福音相结合的形式为基督新教在韩国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对于韩国的殖民统治使得韩国社会内部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和极度的贫困化。残酷的剥削压榨使许多韩国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市,陷入饥寒交迫、衣食无着的状态。在逃亡中国东北(满洲里)和参加社会革命这两条出路之外,也有不少人选择第三条路皈依上帝、寻求精神慰藉。因参与“三一”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的许多牧师陆续获释,也使基督新教获得长足的发展。据统计,基督新教徒在1919年时有19.6万人,1925年增加到26万多人,1934年达到33万人④。基督新教成为20世纪30年代韩国社会势力最强的宗教团体。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随后基督新教会,导致基督新教徒数量锐减,1943年末教徒数量仅剩21万余人。⑤

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所遭受的苦难,使韩国基督新教徒将自己的信仰群体,与罗马帝国占领时期的古代以色列相类比,按照基督宗教文明的理想光复和重建自己的祖国,便成为这个信仰群体的使命。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许多教会领导人献身于民族独立事业和教育、社会福利事业。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对于韩国基督新教处境化的早期阶段至关重要。民族主义共识使得韩国基督新教能够与其他宗教合作。因此,民族主义便成为韩国基督新教的突出特征。

韩国的萨满教、儒教和佛教尽管历史悠久,对韩国民众的影响根深蒂固。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韩民族所遭遇的国家危亡和苦难的历史情境中,以往的传统宗教在救亡图存方面黯然失色,不堪敷用,而基督新教却异军突起,以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为传教策略,顺应了韩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尽管在1950年以前基督新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却在韩国社会中站稳了脚跟。引进与基督宗教相关联的西方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也使韩国社会在现代教育和医疗制度发展方面获益良多。

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概念是现代最强有力的政治概念之一。一般而言,特殊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的宗教的融合将产生不可思议的悖论,因为关涉血缘、宗族或氏族的民族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基督宗教的对立面。但是在韩国,基督新教与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的联盟却给韩民族提供了一种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武器,基督新教与民族主义因此成为韩民族独立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面旗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韩民族实现了民族独立。然而,以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分歧为主要特征的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很快使朝鲜半岛于1948年58月间陷入事实上的分裂状态。三八线以南地区以汉城为首都的大韩民国和三八线以北地区以平壤为首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存对峙。这种分裂状态又因19501953年间的朝鲜战争而定型延续至今。

李承晚政权(19481960)利用当时的战争氛围,诱使美国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利用当时特殊的南北战争状态,建立个人独裁。通过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权(19611979)以威权主义独裁体制和“贱民资本主义”方式,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成就。但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也使韩国政治社会矛盾丛生,危机四伏。同样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全斗焕政权(19791988)继续推进经济发展,而在专制、独裁、政经勾结、社会腐败方面则登峰造极,社会各界的民主诉求与抗争此起彼伏。“1987年宪法”作为朝野妥协的产物于1988年初问世,标志着韩国现代史上军人独裁统治阶段的寿终正寝。⑥

据有关统计,1910年韩国第一代基督新教徒占韩国人口的1%。该比例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上升为3%,并一直保持稳定,直到1960年初期增长为6%,并随1960年到1980年韩国经济增长而持续增长。基督新教徒占人口比例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约20%,90年代在15%至17%之间波动。⑦

韩国基督新教在二战和朝鲜战争后,尤其是1960年至1990年这三十年间,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说韩国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成就堪称“汉江奇迹”的话,那么韩国基督新教所取得的爆炸性增长成就⑧,也堪称世界传教史上的“汉江奇迹”。1960年后,Thomas Altizer宣称所谓“上帝死亡”和主教John A.T.Robinson预言“教会死亡”曾震惊西方教会⑨,并创造出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神学氛围。但是韩国的情形却正好相反:韩国教会蓬勃发展和繁荣的年代在1960年才刚刚开始。韩国基督新教在这一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迅猛增长的现象,韩国学术界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基于历史视角,认为韩国教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原因是政治性的。过去100年的政治危机,尤其是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使韩国人民对儒家思想和古代朝鲜的封建制度产生严重的幻灭感,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真空为基督新教进入韩国提供了良机。

第二种解释基于现代性视角,认为当代韩国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是韩国教会发展的关键情境。在韩国现代化初始阶段,社会问题丛生:“拥有”与“匮乏”、经济增长与经济不公平、官僚垄断与缺乏自由、城市化与共同体缺乏之间形成尖锐对比,深度的困惑、焦虑与不知所措弥漫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韩国社会。有关生存的意义、社会的性质和精神本质等问题困扰着韩国人,而基督新教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某种答案。

第三种解释是“剥夺理论”。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军人独裁统治,使成千上万的韩国人处于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被剥夺和被排斥的状态。对于这些人来说,基督新教教会组织的人权运动和活动,可以成为政治上的补偿;教会提供的物质祈福和富足许诺,可以成为经济上的补偿;教会提供的身份感和归属感共同体,可以成为孤独感和异化感等社会交往欠缺的补偿。⑩

在政治方面,韩民族自19世纪末期以来,饱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侵略。历经朝鲜王朝覆亡、沦为日本殖民地、国破家亡的民族灾难。其后又经历朝鲜战争造成的国家分裂、骨肉分离和满目疮痍的历史悲剧。军人独裁统治更是肆意践踏人权和民主。凡此种种所引发的政治上的苦难意识,再加上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为遏制在远东扩张而对基督宗教的暗中扶持,便使得曾经是民族主义旗帜的基督新教,成为那个年代的民主主义旗帜和似乎“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由于美国在帮助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和主导朝鲜战争(或韩战)格局方面扮演的都是“解放者”甚或“救世主”的角色{11},因此韩国基督新教徒的感恩心理和“爱屋及乌”情结,便使得基督新教的信徒数量爆炸性增长现象,具有某种似是而非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在经济方面,韩民族遭受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压榨,朝鲜战争又留下一片废墟,百废待兴,民生多艰。军人独裁统治强制推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驱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在失去原有的血缘宗法纽带支撑的情况下,能否找到一种有助于改善生存状态的经济互助型组织、至少是能提供某种程度的归属感的情感共同体,对于漂泊于异乡、痛苦挣扎于都市的韩国民众来说便显得至关重要。而恰好具备此种功能的基督新教教会于是就倍受劳苦阶层的青睐,因为洋溢着浓郁萨满教气息的祈福信仰,对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很难抗拒的。

在文化方面,韩民族固有的萨满教传统和早已消化吸收良好的儒教、佛教虽然在救亡图存方面功效甚微,但却是韩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国民性的重要内容基督新教根据韩国特定的文化情境所创造出的祈福信仰、追悼食和上帝的韩文译名等,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基督福音在韩国传播时所遭遇的文化心理障碍,使得韩国基督新教徒不仅对于全球化时代普世性基督宗教的韩国化会产生一种“非由外烁,我固有之”的文化自负,而且对于追随超级大国美国的宗教信仰所招致的“事大主义”和“爱屋及乌”之机能有一种“信仰不分先后”的自欺欺人般的心理安慰。此外,与信仰儒教或佛教相比,信仰基督新教后所产生的时髦感和现代感、甚至文化优越感可能也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客观事实。而弃旧图新心理和从众心理,对于韩国基督新教爆炸性增长潜在的推波助澜作用,无疑也是值得考虑的。

关于上帝的韩文译名问题,1882年一位苏格兰长老教派传教士与其助手将《马可福音》译为韩文时,将基督宗教的God译为韩文 ,意思是“天的主宰或天上的至尊者”。 的译名被韩国基督新教一直沿用至今。由于被创造性地赋予了儒家思想中的“天命”含义和萨满教中的“至上神”含义, 最终成为韩国基督新教上帝的最佳译名。

受儒家祭祀仪式影响而形成的追悼食,是韩国对于基督宗教的独特贡献。一般而言,儒家通过祭祀祖先来表达孝道。而基督宗教则认为祭祀类似于鬼神崇拜或亡灵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因而禁止举行或参与祭祀仪式。但为了更好地在韩国文化传统中“处境化”,韩国基督新教创造了追悼食仪式,和祭祀在同一天举行,但内容和过程与祭祀完全不同,体现出一种韩国特有的融合儒家和基督新教的文化二重性。

祈福信仰是韩国基督新教为强调今生幸福而创造的宗教仪式。其中涉及住房、金钱、食物、好工作、好运气和超自然治疗等非常个人化的物质需求,涉及家庭问题和物质幸福问题。号称拥有89万信徒的当今世界最大的基督新教组织汝矣岛全福音教会的赵镛基牧师早在1997年的布道中就曾讲过三重祝福:灵魂救赎、身体健康和生活富足。汝矣岛全福音教会中的巨型语录牌上写有这样的文字Beloved,I pray that you prosper in all things and be in health,just as soul prospers.3John1∶ 2。选取《圣经》中的这样一句话作为祈福信仰的经典依据,可谓用心良苦、耐人寻味,而究竟什么最能打动韩国基督新教徒的心灵由此也可见一斑。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祈福信仰来源于萨满教信仰。韩国人主要的祈福诉求是健康、生活富足、找到好配偶、拥有好工作、拥有商业资产和今生的和平生活。

韩国人之所以会热衷于祈福信仰,是因为他们一百多年来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朝鲜战争后满目疮痍的艰难的生存条件,更使得韩国民众对于财产、健康和个人问题的解决抱有强烈的愿望。韩国萨满教中固有的祈愿今生幸福的宗教传统,被基督新教因地制宜地发展出祈福信仰仪式,帮助基督新教徒在韩战后通过辛勤劳作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韩国经济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祈福信仰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而祈福信仰的广泛传播也促进基督新教教会数量和信徒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基督新教徒在韩国总人口所占比例,从60年代初的3%猛增到80年代后期的20%,由此可以略窥基督新教的心理抚慰作用和对于今生幸福的许诺所具有的吸引力。{12}这一时期的基督新教教会主要可分为,以民众教会为代表的少数派教会和以保守的福音派为主流的多数派教会。其中多数派教会中的都市大型教会,以追求教徒数量增长为主要目标,积极筹措资金扩大教会建筑规模,设法拥有自己的报社和礼拜大厅。其最主要的兴趣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会聚教会以达到经济目的,而最有效的一个策略就是刻意强调“上帝对于信徒当前生活的祝福”。{13}

韩国基督新教内部的民众教会及其神学理论民众神学(Minjung Theology)在上世纪70年代横空出世,异军突起{14}。民众神学有两个关键词:民众和恨。民众的本义是指草根阶层,但在当代韩国是特指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社会上受孤立,并且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对于民众的解释有多种含义,但有一点相同,民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推动者。民众神学的核心思想是:关注被损害者和穷人的疾苦、追求社会公平,将神学思想的探索与改变被损害者和穷人的社会状况紧密结合起来。{15}

令人感到奇特而有趣的是,韩国的“韩”在韩语中作为名词恰好有“恨”的含义。将韩国称为“恨之国”自然难免夸张和开玩笑之嫌,但“恨”事实上又的确是理解韩国历史和现实的一个关键词。韩国民众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恨,对于本国军人独裁统治的恨,对于美帝国主义扶持本国独裁者的恨,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不公的恨,以及韩国妇女对于儒教父权男权压制的恨,构成民众神学中“恨”这一关键词的丰富内涵。与鼓吹爱的福音的韩国基督新教主流教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恨”独树一帜的民众神学在韩国基督新教中并非主流,但却影响很大,不仅集民族主义诉求和民主主义诉求于一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韩国当代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而且与拉美解放神学遥相呼应,为全球化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重要的内容。

卢泰愚政权(19881992)成功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使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已经萎缩的新军部势力进一步衰落,社会政治格局急剧变动。金泳三政权(19931997)开启韩国文人统治的新时代,但派阀政治、地域感情、官治金融、财阀垄断、政经勾结、权钱交易等痼疾使民主改革步履维艰。金大中政权(19982002)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和财政紧缩政策,使经济逐渐走出1997年金融危机的低谷,并于2000年实现历史性的首次南北峰会。{16}

2003年3月,律师出身的卢武铉出任韩国第16届总统,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南北和解进程、朝核危机等在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复杂纠葛中曲折发展至今。

这一时期韩国宗教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由上述表格不难看出,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佛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无论是绝对人口数字、还是相对百分占比,都呈明显的和稳健的上升态势。而从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三大宗教以往的上升态势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佛教停滞不前,天主教绝对人口增长显著,而基督新教人口绝对数字下降近15万,相对百分占比下降1.35%,呈衰颓不振之势。

韩国进入民主化时代之后,基督新教大多数教会的信徒数量都开始缓慢下降,教会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活动的漠然置之态度,使不少信徒倍感失望。以前那种过分强调教会、信徒、教堂规模以及祈福信仰之类的世俗性财富追求,对于那些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人日益丧失吸引力。那些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被剥夺者曾经在教会里找到过补偿,后来又找到了其他形式的补偿,于是便逐渐远离教会。事实上,近年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教会的功能正逐渐被体育、电影、录像、休闲活动、有线电视和电脑游戏等所代替{17}。韩国基督新教上世纪90年代至今之所以趋于停滞甚或衰颓,韩国学术界一般认为有如下原因:牧师专制和教会结构僵硬;教会的存在和风格与社会现实了无关联;教会发展目标误置;总体上失去了与普通民众、与社会、甚至与历史变迁的联系。

面对国内衰颓教势无可奈何的韩国基督新教界,现在却热衷于向世界各地传教,包括动荡不安的伊斯兰世界。据统计,韩国基督新教迄今已向173个国家派遣了近1.7万名传教士,数量仅次于美国。即便在中东、中亚伊斯兰国家等禁止传布异教的高危地区,韩国教会也为虎作伥地派遣了4700多人冒险从事各种活动,甚或以“拍照重于传教”为指导思想竭力维持其存在状态,千方百计制造“搏出位”式的广告效应,以打造品牌形象。2006年8月,韩国基督新教福音派团体“亚洲文化与发展协会”号召信徒前往阿富汗,参加名为“2006年阿富汗和平庆典”的活动,结果约1500名在阿富汗境内聚集的韩国基督新教徒被阿富汗政府驱逐出境。2007年7月19日,23名韩国基督新教徒“义工”在阿富汗被组织绑架,其后2名人质遇害,余者因韩国政府的全力介入和重大让步才于8月底获释。阿富汗人质事件期间,美国《时代》周刊(网络版)曾针对韩国教会“搏出位”现象发表如下评论:“开拓新市场和危险的传教活动存在宣传效果,而且最终会带来名誉和金钱,这使韩国教会的牧师热衷于比别人先行一步,包括尽可能多地向海外派遣教徒进行传教活动。”{18}

值得强调说明的是,朝鲜半岛或韩民族与基督新教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撇开半岛北部的情况不谈,即使是半岛的南部即韩国与基督新教之间的联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多历史偶然因素的制约。例如,1908年,西方传教士为了避免教区交叠所导致的彼此摩擦和资金、时间、精力的浪费,专门协商制定了所谓“教区划分”的传教策略。其中长老教派负责庆尚道,而监理教派主要负责忠清道。后来又有更进一步的划分{19}。韩国基督新教徒选择教派的自由事实上受到西方传教士“教区划分”策略的严重限制。明乎此,则后来一些狂热的韩国基督徒试图将朝鲜的英语译名Chosun改为Chosen并因此自诩为上帝选民的荒唐之举可以休矣。

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韩国基督新教为相当一部分民众提供了历史沧桑情境中民族苦难的灵性补偿和冷战年代与意识形态相抗衡的精神支柱的线年代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的衰微和民主宪政时代的到来,后资本主义时代消费文化的勃兴,韩国社会日益世俗化,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人们的伦理和宗教意识日趋淡漠,丧失时代特征和社会情境关联度的基督信教福音与韩国社会渐行渐远,越来越没有往昔的吸引力,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由自主地浸染上一种后宗教的和后基督教的时代气息。换言之,韩国基督新教晚近的衰颓不振实乃时势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国际大气候与韩国国内小气候交互作用的产物。{20}

西方基督宗教的扩张实际上是西方宗教的社会文化特殊性的扩张。西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向非西方世界传播时,基督宗教一直如影随形,并常常扮演很不光彩的代理人的角色。19世纪以来通讯技术和交通条件的突飞猛进,使基督宗教的传播发生飞跃式的进展,宗教的全球化似乎变成了现实。西方现代基督宗教作为文化殖民主义的工具,向非西方世界灌输浸透着西方优越感的上帝救世说和人类救赎史。在将其他宗教贬损为偶像崇拜和低级迷信的同时,基督宗教将世界各地独特的信仰传统驯化和标准化,破坏甚或损毁其他的宗教传统和信仰形态{21}。这一点与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的经济霸权类似。

工业革命、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文明的基本格局是西方是强者,处于世界的中心,掌握话语霸权,始终是宏大叙事中的主角或主语“我们”;东方是弱者,处于世界的边缘,是宏大叙事中和西方人眼中的配角或宾语“他者”。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毒害和精神奴役,东方人逐渐接受西方人的“他者”歧视,外化的“他者”地位逐渐内化为“他者”心态,并逐渐学会用西方话语来表述自己,鹦鹉学舌地诉诸西方的价值取向和宗教信仰来确认或追认自己的民族认同或文化身份。韩国19世纪末以来饱受苦难,其民族认同或文化认同甚至不得不诉诸基督宗教,不得不借助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无疑是殖民主义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时代一种特有的悲哀与无奈。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该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基督新教在以民族解放与复兴、民主化和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韩国的复杂表现,与韩国特定时空情境中的国内外因素密切相关。考虑到韩国的“事大主义”历史传统及不容忽视的地缘政治因素和国际政治背景,基督新教在韩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或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影响衰微和西方影响增强的一种反映。而韩国基督新教晚近的衰颓不振,事实上也是复杂的国际环境与韩国国内情境交互作用的产物。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与儒教、佛教等源自东方的古老宗教传统历久弥新相对照,韩国基督新教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新的宗教传统,其民族的、民主的和现代性的文化认同和理想诉求,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否在扬弃文化殖民主义胎记的前提下,恢复往昔的感召力和生命力,真正成为全球化时代东西文明冲突与交融的见证样板,或许值得有识之士及感兴趣者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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