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在中国30年传播历程

5月6日至10日,国家主席应邀出访日本,这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0年首次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在中国普通民众以及媒体中引爆了“日本话题”。与政治外交相比,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停止过,30年来,日本文化就像和平使者,消弥两国因为战争引发的隔阂,改变了日本人因为侵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残暴形象。

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日本电影《追捕》成为改变中国人生存方式和思考的电影。197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对其记忆尤为深刻。1998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第一次见到《追捕》女主角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在没有进行介绍的情况下,一眼就认出她就是20年前那部《追捕》里的“真由美”,他当时吃惊地“啊”了一声,接着笑了起来,说自己看过这部电影,现在看到女主角从大银幕上走下来,感觉很不一样。

30年来,大批的日本文学作品被引进翻译到中国大陆,每一本优秀的日本作品都像一个日本文化的使者,正搭起一座座中日两国人民理解的桥梁,改变着一位位中国读者对日本的印象。在“日本话题”越来越热之时,我们力图盘点日本文化在中国30年的传播历程,它究竟怎样影响着中国人的“日本观”呢?(商报记者 谢迪南)

日本文学发展的力量让全世界瞠目咋舌:在迄今东亚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除了泰戈尔,剩下的二位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都来自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日本文学引进出版过程中,日本现当代的文学名家和文学经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邻国的渠道,也让我们收获了阅读的快乐,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养料。文化的力量对于中国人淡出那段悲情的历史发挥了巨大作用,让中国人改变了对日本人的印象。

1979年,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董炳月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回忆30年前风靡中国的日本电影《追捕》时,神色中仍然可见当初的“狂热”:“1980年代初,《追捕》中扮演真由美的女主角中野良子来到中国访问,在北京,所到之处,都有众多的中国影迷,站在街道两旁热烈地呼唤着:真由美!真由美!有一次在广场,如果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她简直是难以脱身。当时中国人喜欢她到这种狂热的地步。像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里,女孩子都争相留真由美发型,甚至有的理发店命名为真由美理发店。而在《追捕》中扮演杜丘的高仓健,可以说也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当时的中国女性甚至有寻找高仓健的呼声。意思是找男朋友要找高仓健那种有男子汉气慨的人。前几年张艺谋拍的《千里走单骑》,特意邀请高仓健来做主角,就与《追捕》这部电影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在当时流行中山装的年代,杜丘那件米黄色的风衣,几乎引发了中国的男装革命。”2001年前后中野良子出版了《星之诗》,讲述了她与中国的缘分。200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真由美的世界》就是该书的中文版。

接下来的四五年,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生死恋》、《望乡》等相继被引进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1970年代前出生的大多数人,对日本人的印象是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军国主义形象,但随着日本电影的引进播映,产生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人们对日本人的看法原来他们也有人情味的一面,感情世界很丰富,也多愁善感,并且善良温柔。董炳月坦承自己就是在1980年代初从日本影片中受到触动,于是开始了日语学习,多年之后到日本留学,并研究日本文学。近20年后的2001年春天,他在东京第一次见到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青春时代的记忆被唤醒,不禁感慨万千。至今他还珍藏着有中野良子签名和赠言的书籍。

其中因为文化交流的巨大力量而改变对日本人看法的中国人还有很多。新经典文化总编辑的陈明俊也是其中的一位。“1980年代,我有幸读到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充满爱心、思想开明的小林校长和天真善良、活泼可爱的小豆豆,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日本的印象。”这也促使了他要用图书搭建中日友谊桥梁的决心。

进入21世纪,中日关系进入一段低谷,作为一个出版人,陈开始反思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中国和日本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但很多时候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了解却几乎只有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等极端的一面。“我经常在各种场合说,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带给中国的伤痛,但也不能让民众带着仇恨去记忆这场民族灾难,更不能煽动这种仇恨,特别是对孩子,因为仇恨会带来新的战争,战争会给民众带来新的灾难。因此,2001年,我开始规划大量引进优秀的日文作品。”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仍然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食粮。《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译著在日本的书店中常年畅销不衰,甚至连明代作者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也成为近年最抢手的畅销书之一。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家喻户晓,连《杨家将》也成为日本当代作家手中的创作题材。

谷村新司是日本的音乐教父级人物,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他的经典之作《星》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广为流传,此曲开篇大气磅礴,曲调悠扬婉转,听时给人以万水千山,往事历历浮现之感,实在是一首旷世名曲。许多中国人对这首歌很熟悉,但对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可能不是很了解。年轻的谷村新司是在生活郁闷、苦于对人生意义追寻的时候,仰望天空,想像着他所喜欢的《三国演义》里的五丈原,于是突然有了这首世界名曲的灵感。

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的《远山的呼唤》在中日文化交流里也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位出生在东北的导演想在这部电影里复员他童年时代对东北的记忆,于是选择北海道作为拍摄地,因为那里跟他童年时代的东北有某些相似之处。

汉字就像陷阱,让人意识不到同一个汉字在中文和日语的语境里截然不同,反而会引发很多尴尬

也许很多人都认为,与同是黄种人同样使用汉字的日本人应该很容易沟通。但董炳月却不这么看。“中国人和日本人相互之间其实很容易产生误解。中国和日本同是黄种人,外表看上去很相似,但背后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却相差得很远。”

两国同样使用汉字,那么中国人学习日语相对欧美人来说,是否有一种优势呢?“我看不尽然”,因为同一个汉字,在中日两个国家使用起来的意思可能却相差很远。相似之中的差异,比起一目了然的差异,更难把握也更难表达。从日文翻译的中文读起来有太多的“的”,往往不是那么顺畅,其实与日文中有很多汉字有关。

日本有一个著名猜谜电视节目,常常拿一些汉字让人猜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中文的“饭店”是酒店的意思,而日文的饭店是直接用平假名写hotel,所以来到中国看到“饭店”二字便以为仅仅是吃饭的地方。中国人看日本汉字,也容易出问题。譬如“手纸”,中国人都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但在日语里,这两个字与其中文意思却大相径庭,是“信”的意思。2000年前后,北大中文系的谢冕教授出访日本,在公众场所经常看到“迷惑”二字的贴纸,他一直很费解,对随行的朋友说,“迷惑这两个字真是把我迷惑住了。”原来,“迷惑”在日语里是“麻烦”的意思。日本是一个喜欢安静、整洁的民族,在公众场合里,多有标志牌提醒大家安静、别乱扔垃圾,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标志牌上多有“迷惑”这个词。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学者来到中国,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一个中国人给他做翻译。这位翻译的日语还不太过关,日本老师提到一个词叫“痴汉”,翻译把它译成了“痴心男人”,因为在中国语中就是这个意思,可在日语中却完全不同了,而是“流氓”的意思。主要指上班高峰期在电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中对女性性骚扰的男性。意思与汉语完全相反。当时在场的日语更好的人,马上就笑起来了,日本老师还很奇怪大家为什么会发笑。可见同样的汉字,意思却相差万里,也让我们看到了与日本的文化差异。

现在中文里有一些消失的汉字,在日语里却还经常用到,譬如“田丁”等字在今天的中文里基本上见不到了。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人气”,也是从日语中引进过来的,10多年的汉语中并没有这个词。

正是因为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在董炳月看来,在明治维新后,受了欧美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让中国人理解起来,更加困难,“汉字就像陷阱,让人意识不到同一个汉字在中文和日语的语境里截然不同,意识不到这种差异,反而会引发很多尴尬。”董炳月说自己现在翻译的文章经常要放一段时间,在不看原文的基础上重新检查,会发现很多意料不到的误解。因此在他看来,学日语学得最好的未必是中国人,有时候欧美人会学得更地道,这是因为他们不会落入汉字的陷阱里,他们的母语和日语没有相同性,学起来反而没有包袱。

因此在以后的日本图书引进出版中,克服汉字的障碍是翻译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以理解差异性为前提,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理解差异性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日本文学是一元化的介绍,改革开放后一元化被多元化取代。现在这个状况是很好,尽管成规模地出日本文学作品的出版社不是很多,但日本有代表性的作家都受到了中国出版社的关注,近现代的经典,譬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夏目漱石等日本大家的作品都被引进了。但日本古典文学翻译引进得不多,可以说远远不够。“问题就出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上,我们在文化上对日本人有一种优越感,看重欧美文学。这是一种文化偏见,当然有一个历史原因,日本的古典文学受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日本人也是黄种人,我们也是黄种人,在国民性格和价值观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距离比和美国人的距离要大得多。日本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借鉴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明治维新后,接受了西方的影响,战后又被美国占领,文化的欧化、美国化更显著,日本固有的、中国的、欧美的,在这种多重的被异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强。”

与同是黄种人同样使用汉字并有着同样文化源头的日本文学相比,无疑,更多的出版社对美国或者欧美文学的关注度要高一些,中国大陆成规模地陆续地出版日本文学的出版社不是很多。曾经有一个“关于日本文学作品在当代中国大学生中影响的调查”显示,“读过一点儿”的占57.1%,“经常读”的人只占8.57%;因为日本文学作品的知名度而喜欢日本文学的占28.5%,更多是人为了消遣而接触日本文学的;其中故事情节的刻画令人印象最深刻,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日本文学作品是《挪威的森林》,但真正买日本文学作品的只占17.1%,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图书馆借阅或者租借。

随着中日两国人文交流的扩大,日本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前景是否会迎来高潮呢?一直关注当下日本文坛动态的戴铮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一名编辑,他告诉记者:“日本文学就像一个富矿,还有很多好作品没有引进来,我们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也不多,譬如像反映日本当代财经界的书就引进得不多。”

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东方文学的引进出版上,做得最好的就是日本文学。我们不但出了日本的经典名著和经典名家的作品,还包括在日本出版界有重大影响的当代作品,获得了日本重要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上了日本畅销书排行榜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将引进出版的《恋空》(上海译文出版社)就是日本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排名第一的青春小说。相对于其他出版社来说,我们日本文学出版在题材上要丰富一些,有专业的日语编辑。

《一个人的好天气》(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10万册,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一部日本“80后”作品,怎么会受到如此多中国读者的追捧。

但这个结果对于我们来说,却在意料之中。首先这是一部“芥川奖”的获奖作品,这个奖是专门奖励没有创作经历的业余作家,它就像一个试金石,凡是被点到的作家,注定就会在文坛上留下来。我们在引进这部作品的时候,作者青山七惠才二十四五岁。因此我们在关于是否引进这部作品的判断上,不能去问40岁以上的编辑,而是去问与青山七惠同龄的年轻编辑。作品中涉及到的内容折射出当前日本的一个社会问题,即许多年轻人不愿投入全职工作而四处打工,宁愿做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想长大,不愿担负责任,无法独立,害怕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但是又不知道这种恐惧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中国的年轻人,因此容易产生阅读上的同感。因此我认为什么样的书,由什么样的人来编,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出版的《落洼物语》(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日本的地位就相当于唐诗宋词,因此我们不会定位到大发行量,但对于那些喜欢日本文学读者还是必备的,这个问题我们分清了。

其实日本文学在中国大陆的销售表现相当好,这也是我们用将近10个编辑的队伍来做日语作品引进出版的重要原因,除了日本文学之外,还有日本教材和日本词典,当然是觉得日本图书出版市场的气候到了。随着主席访问日本,中日两国关系越来越融洽,中国大陆城市化的进程跟日本最接近,加上彼此的经历和境遇比较相似,我相信日本文学的出版高潮很快就会到来。

2003年1月,《窗边的小豆豆》?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时,由于是日文翻译作品,市场反应比较冷淡,很多媒体也拒绝刊载报道。但我一直坚信一部好书的力量,我也坚信读者的判断力。我们给书评人、教育专家、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以及全国数百位校长赠书,并到全国几十所学校举办朗读会,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图书销量开始增长,2003年6月终于第一次加印,之后市场反响越来越好,至2003年12月,累计印刷达到10万部;至2005年12月,累计印刷40万部;2006年12月,累计印刷62万部;至2007年12月,累计印刷95万部;截至2008年4月已突破110万册。

《窗边的小豆豆》还创下了很多第一:连续56个月进入全国畅销图书排行榜,是中国全国畅销书榜开始统计以来,累计在榜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在上海、江苏、浙江10万名中小学生投票评选的“最受欢迎读物”中,领先《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哈利·波特》(人民文学出版社),荣获第一名;现在,中国很多省份的教育主管部门都将《窗边的小豆豆》列为教师和学生的必读书之一,这不仅给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带去了欢乐,同时也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小林校长”一样的好老师,而且也在改变着数以百万计民众对日本的印象,在他们的心中播下宽容的种子。从2003年推出第一部日文翻译作品《窗边的小豆豆》以来,5年间,新经典已引进50多位日本作家的200多部作品,其中许多作品都获得了读者的喜爱:

《再见了,可鲁》(石黑谦吾,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1月出版,累计印刷26万部)获2003年度Amazon中国、新浪网、当当网、《中华读书报》最有价值的10部图书之一;《可爱的鼠小弟》(中野嘉男,上野纪子,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5月出版,系列累计印数28万部)被评为“2005全国十佳童书”第一名;《蛤蟆的油》(黑泽明,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10月出版,累计印刷5万部)被评为CCTV2006年度好书,亚马逊中国2006年度好书;2007年3月出版的《佐贺的超级阿嬷》(岛田洋七,南海出版公司)被全国22家主要报纸评为2007年度上半年十大好书之一,销量也突破10万部;另外,我们花了4年6个月时间翻译编辑的山冈庄八先生的13卷本《德川家康》(南海出版公司)也已经出版了第一到第六部,并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登上全国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截至2008年4月,销量已突破100万册,并将于2008年6月底之前出齐。我常常和日本出版社的朋友说,每一本优秀的日本作品都像一个日本文化的使者,正搭起一座座中日两国人民理解的桥梁,改变着一位位中国读者对日本的印象。

生活方式接近后,文化产品的消费就会有相似性,这将是日本文学作品的前景之一。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没有被系统翻译、介绍的日本现代作家有不少,像左藤春夫,太宰治、安部公房等,兼好法师的《徒然草》是日本非常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至今没有比较好的中文译本。最近10年前后,随着日本留学生的回潮,相关翻译也多了起来,质量也更好。他们语言过关了,对日本的社会比较了解,将会对日本文学的引进翻译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文坛或者翻译界对日本文学的介绍越来越系统,选择越来越准确,有质量和有代表性的日本作品相继会介绍到中国来。

如果说日本文学传播有什么不足的话,应该是对其中心作品关注得比较多,对边缘作品关注得不够。譬如说芥川奖每年评一次,只能选出一部好作品,事实上优秀的作品很多,譬如以地方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引进翻译就很不够。我们看了日本写都市的作品后,也可以看看他们的乡土作品,其中有写得很好的。这有助于中国读者全方位地了解日本文学,进而全方位地了解日本社会。当然可能对日本文学感兴趣的中国读者不是很多,这其中有一个阅读偏差在起作用,说得通俗一点,读者也有势利的一面。日本文学以后在中国的出版可能会比较均衡,会多元化。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跟日本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接近,或者有相似的地方,使我们对日本文学作品越来越容易产生共鸣。生活方式接近后,文化产品的消费就会有相似性,这将是日本文学作品的前景之一。1980年代初期电影培养起来的一批人,动漫培养起来的一批人,村上培养起来的一批人,再加上专业化的读者(日本文学研究者以及日语学习者),将成为阅读日本文学的主体,这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或者叫做日本文化爱好者群体)的存在,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更容易打动中国读者的应该是村上式的、动漫式的、大众题材,严肃文学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就不错,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趋势。消费时代的文学成为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宿命。没有办法。现在,有条件坐下来安静地读完一本文学经典的人,可能不多了吧。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时,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无产阶级文学,传播最广的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如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其代表作中篇小说《蟹工船》、《地下党员》、《组织者》等都被翻译引进。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主要是电影文学,这一过程持续了5年左右,像《追捕》、《远山的呼唤》、《望乡》等作品。电影《追捕》、《人证》还直接催生了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出版热。日本推理小说在设置谜团、制造悬念、渲染气氛、解谜破案等方面,不仅善于紧扣办案元素,施展逻辑推理,而且很会经营情节,追求情绪感染,注意把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结合起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据统计,1979至1989这10年期间,我国出版日本推理小说的出版社至少有40家,出版的书目超百种,日本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出版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就在这个时期,我们认识了日本的大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松本清张等人。

进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日本的现代文学经典也开始大规模地引进,譬如日本近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的《我的猫》、《三四郎》、《其后》、《门》、《哥儿》及自传体《路边草》等先后被引进。

诺贝尔文学奖是获奖作品在世界传播的最好名片。同样不例外,日本两位诺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朗的作品也受到了中国出版社的青睐。

目前国内的川端文集,影响较大的主要是韩侍桁翻译的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叶谓渠翻译的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和高慧勤主编的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81年中国第一次出版了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川端康成小说选》。1993年日本著名学者川端康成研究权威长谷川泉的《川端康成论考》翻译出版,对中国的川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1998年漓江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结集了《生为女人》、《东京人》、《少女开眼》、《河边小镇故事》等作品的川端康成作品集。至今,关于川端康成作品和评论集都是出版社感兴趣的内容,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感悟东方之美走进川端康成的〈雪国〉》。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是继泰戈尔、川端康成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获奖之前,他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学界的关注,中国读者、作家和批评家对大江健三郎表现出绝对的冷漠和不以为然。据研究者统计,在1994年大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国内只翻译介绍过他的3篇短篇小说,研究论文更无从谈起,在大江获奖的第二年即1995年,全国发表了13篇专门研究大江健三郎的论文,到如今已有几百篇。1995年,由叶渭渠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包括《个人的体验》、《广岛札记》、《生的定义》、《死者的奢华》、《性的人》、《我们的时代》等作品。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同时代的游戏》、《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青年的污名》、《人的性世界》、《日常生活的冒险》在内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199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性的人·我们的时代》等作品,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共三卷四册《大江健三郎自选集》,2005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大江健三郎随笔集》。

进入1990年代,日本文学引进有两个显著的特色:一是动漫作品,以宫崎峻为代表,《铁臂阿童木》、《一休哥》、《花仙子》等一系列日本漫画作品开始进入中国,一直延续到现在。对1970年代末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影响非常大,成为他们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精神食粮。这个群体的形成,改变了下一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前辈对日本的态度。二是日本大众文化进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村上春树。从村上作品在1990年代末期进入中国的十多年时间里,阅读村上已经成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标志,或者说一个符号。据估计,村上春树的非日本读者中,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占绝大多数。

值得注意的是,阅读本应该是和生活保持距离的精神活动,阅读某个作家的作品不应该成为时尚,这就意味着村上春树作品变成了一个大众消费品。在很多情况下,阅读村上本身不是目的,阅读的姿态才是目的。其实这是村上春树作品没有被理解的一种表现。村上的作品在日本也很畅销,但这是有时代背景的,当时日本的泡沫经济彻底崩溃,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加上日本人背负的历史债务,因此他们需要麻醉,而村上春树作品恰恰承担了这样的功能,有青春、回忆、爱情、伤感、忠诚等元素,让读者阅读起来很舒服。所以村上在1990年代的日本很流行,一方面有其复杂性,一方面有其消费性。有时侯,中国的中产阶级读者其实是把阅读村上作为一种表演性的阅读行为,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误解,2007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小森阳一的《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对于中国人理解村上春树作品提供了一个解读的途径,了解村上在当代日本社会中是怎么来治疗泡沫经济崩溃和日本历史问题造成的疾患的。实质上,村上的作品作为一种软性读物,具有麻醉作用,通过麻醉对读者进行“疗愈”,帮助读者从泡沫经济的破产、历史记忆的残酷等生活痛苦中摆脱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村上作品具有了意识形态性质。

要特别指出来的是,作家的作品和其相关的评论集应该配合引进出版,可以减少读者的误读。

进入新世纪,中国对日本文学的介绍具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更有系统性。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了“中日女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并且出版了日本女作家作品系列,把日本的女作家非常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2006年年底,又举办了“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把日本代表性的、前卫的作家介绍到了中国。同时媒体也越来越关注,《世界文学》杂志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有意识地把日本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介绍到中国来,“芥川文学奖”在日本的地位就相当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世界文学》在2005年的第二期发表的《裂舌》,2006年第一期发表的《猪的报应》等作品都是“芥川奖”的获奖作品。

到了2007年,我们可以发现出版社在对日本文学作品的引进中出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2007年10月,一部日本“80后”作家的作品《一个人的好天气》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让人惊讶的是,这部除了有“芥川奖”的头衔没有“名家”的光环的作品,到现在已经发行了10万册。小说描述了一个打零工的女孩如何与年长亲人相处,同时追寻自我、独立的故事。走向自立的一名女孩在工作、生活和恋爱中的种种际遇和心情令人揪心,小说写尽了做一名自由职业者?穴“飞特族”?雪的辛酸,这种心态与我们“80后”一代产生了共鸣。

我们对于日本小说的引进出版主要集中在现、当代的经典上,日本的历史小说一直关注得比较少,200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织田信长》,2008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13卷本《德川家康》上市才短短的几个月,就取得了100万册的发行量。这两个变化预示着出版社在选择引进日本文学的题材上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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