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为何这么喜欢自黑

近几年的韩国电影似乎有种魔力,每年总能涌现几部现象级的现实主义题材佳作。表现未成年人侵害的《熔炉》《素媛》,反映历史的《出租车司机》,还有表现法治进程的《辩护人》等,通过个体命运折射出韩国历史的进步点滴,尤其是小人物面对黑暗单刀直入的英雄主义尤显悲壮激昂,振聋发聩。《国家破产之日》也是这样一部作品。

电影主要讲述韩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7天内,上至国家决策层,下到普通老百姓所经历的劫难,电影最大的特色是始终带着平民视角,拨开历史的迷雾,用小人物命运的悲欢窥探韩国当时政商勾结体系所带来的严重弊端,真实表现了当时百姓的生存困境。不止反思历史,更指向当下,它有一种深刻的自反性,总是在叙事中悄悄完成对主流价值的表达,凝聚出一种极具特色的国民精神。

这种国民精神首先体现在人物选择上。电影有三条主线:一条是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官僚集团的韩国银行通货政策小组组长韩诗贤;一条是极具争议的金融怪才尹正学;还有一条是在金融海啸中苦苦挣扎的小公司社长岬秀。三个人是韩国不同阶层的代表,尤其是女主角韩诗贤,代表了韩国现实主义电影中标准的价值观——普通人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她最早发现了金融危机的苗头并向上级提出报告,提议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国家破产的消息以便实现经济软着陆,最大程度减少国民的经济损失,但都被官僚集团拒绝。后来她反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谈判,也是站在韩国国家和普通民众利益的立场,她不希望韩国失去经济自主权,始终坚持的是一种底层思维,与片中的既得利益者贪婪自私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畏强权,才在韩国观众中引起共鸣。

其他人物身上也体现了韩国国民精神的不同侧面。这部电影毫不掩饰地揭露了韩国上层社会的冷酷麻木,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利益的丑恶内幕,这也是韩国主流电影的常规套路。他们始终对政府抱有怀疑,但又不只是表现丑陋,还着力表现普通人身上的动人品质。比如小企业主岬秀,兢兢业业只想为家人谋个好生活,不想被无良金融骗子害得倾家荡产,虽然身负重债,但是始终想到的是要讲究诚信、偿还债务。他的债主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为他加油打气,让人感受到韩国人不服输的韧劲。即使是像尹正学这样大发国难财的人,身上也有一种不愿被政府操控的“聪明劲儿”,是自由人格的化身,他斥责黑暗的政府是无能和无知的,代表的是底层的愤怒。

为什么韩国电影会经常这样剖析自己的社会和历史黑暗面?为什么韩国电影这些年会形成一种高度的自反性?我想这与他们的历史有关,韩朝经历过分裂,经历过被美军占领,经历过独裁军政统治,好不容易换来了民主转型,所以韩国国民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而电影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在介入社会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电影成为社会的镜子,它扯开一块块遮羞布,揭开一块块伤疤,在自反中完成了对国民的一种精神洗礼。因为电影《熔炉》,政府出台了《熔炉法案》,韩国电影正与观众、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有评论说,这部《国家破产之日》是韩国版的《大空头》,我觉得并不准确,虽然两部电影都表现了金融危机,但《大空头》是典型的美国戏谑式的、后现代的,充满对金钱的渴求,本质上是追求财富的美国梦的阐释。《国家破产之日》则更多地加入了国家荣誉和家国情怀,韩诗贤则是东方式家国理念的代表。有人说,韩诗贤的表现有些民粹,过度抗拒国外的事物,MIF的援助并不一定是坏事,客观上让韩国经济更加开放,但是评论者却忘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语境已经不同,时隔多年的批评多少有些隔岸观火。如果结合韩国在金融危机后的表现,就会发现这部电影的意义,电影中总统大选没有给出结果,真实的历史是金大中当选总统,他抓住了韩国国民精神这一利器,不断号召韩国民族加强团结,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才会出现民众上街主动捐献黄金的场面,才会让韩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

说到国民精神,我并不想说这种类型片是完美的,其实稍不注意就会过火,显得过分煽情。我想说的是,当代的中国电影还缺少这种元素,缺乏凝聚观众意志的情感动力。但在2018年,最让人瞩目的恰好就是表现普通民众生存和精神的华语电影,如《我不是药神》这种现实主义力作,就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它敢于触及社会痛点,在情感上引发社会的共鸣,它还带来真实的社会效应——推动国家层面对医疗制度的相关改革,电影的能量被最大程度释放出来。这才是这类影片对中国电影最具意义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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