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文学留给日本今天的思考

日本进入令和时代后的第一场主场外交G20领导人峰会不久前在大阪顺利举行。在中日领导人达成的十点共识中,“中日应以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为纽带,持续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积极开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民心相通”等令人印象深刻。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而文学又赋予这个载体以想象的翅膀。从1989年开始的平成三十年被称为“无战的和平时代”,体现在日本文学上又有哪些特征?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田中和生教授,为读者回顾了平成三十年日本文坛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剖析近年一些日本文学现象。

文汇报:在您的印象中,哪些作家和作品能够代表日本平成文学,能列举一下吗?

田中和生:村上春树的《奇鸟行状录》(1994-1995年)、津岛佑子的《火之山——山猿记》(1998年)、辻原登的《不可饶恕之人》(2009年)、松浦理英子的《犬身》(2007年)、吉田修一的《恶人》(2007年)等。

田中和生:首先,进入平成年代后,反思包含日本战败在内的历史题材可以自由地书写,比如村上春树和津岛佑子就是抓住了这样的题材,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辻原登也属于这一脉络。其次,很多女性作家从连接近代日本的昭和意识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在平成时期大为活跃,“女流文学家”这一群体称号也是在平成时代出现的,是平成文坛的特征之一。受松浦理英子、山田咏美、川上弘美等女作家代表的影响,一些有实力的女作家也陆续登场。

文汇报:上世纪90年代被当作日本“失去的一代”之起点,并影响至今。进入平成时代后,泡沫经济崩溃,1995年1月日本国内遭遇阪神(大阪与神户)大地震,同年3月经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负面新闻层出不穷。那一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于当年8月15日发表了谢罪发言,即“村山谈话”。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比起以往以更现实的姿态出现。这一连串的社会、政治事件给日本文坛带来哪些影响?

田中和生: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文学家们终于跟上了日本社会的步伐,使之常识化。另外,上世纪90年代所强调“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在文坛兴起,可以说那是要与有战争和战败“负遗产”的近代日本相断绝的表现。

文汇报:在大事不断的1995年前后,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年村上春树反思日本暴力及侵华战争的《奇鸟行状录》出版。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可谓现代日本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作家,“与大江健三郎相对照的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即便在平成出版不景气的时候,也很热销。近年来,村上春树几乎每年都是诺奖呼声很高的候选作家。您认为村上作品的魅力何在?

田中和生:诚如您所言,村上春树是象征日本平成文学的作家之一。正如他的代表作《奇鸟行状录》所揭示的那样,可以说是日本的愚劣招致了战争,不应该让这样的战争再次发生,这种“战后日本”的价值观成为他作品的基底。在此延长线上,他的作品也呈现了“战后日本”经济繁荣实现了个人自由。所以,村上的读者与反对战争、肯定个人自由的“战后日本”价值观产生共鸣,这也是村上作品获得很大支持的原因所在。

文汇报:有日本学者指出,村上春树受美国文学的影响很大,这也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对此,美国学者唐纳德·基恩曾直言不讳:“他的小说受美国文学影响很深,我并不感兴趣!”对此,您怎么看?

此外,比起纯文学,平成年代的一个现象是娱乐化的文学作品和轻小说占了很大市场。因此有人指出,在这股潮流中,村上作品的文学价值被夸大了,就此也想听听您的观点。

田中和生:虽说村上初期的作品的确受了美国文学很大影响,但自从他1995年因成长地神户地震、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等一系列动荡,并结束美国四年的生活回国之后,那种影响反而变淡了。他在用日语书写作品的时候,有意识地与日本文化相联结。而且,最近村上在反思其父亲参与侵华战争这一史实,从中可以看出,村上对在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民抱有强烈的伦理意识。他早期作品中也有提及中国和中国人,比如,1983年发行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诚然,村上文学与美国文学有不可分割之处,但是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关心也是一贯的。也就是说,村上的作品有美国文学、日本文化、中国元素等多个符号,因此也受到很多读者的关注。

另外,再谈一下当下文学作品娱乐化的问题。日本文坛也有不少牺牲小说趣味性而追求艺术价值的作品,比如平成时期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很明显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创作。对于这样高质量的纯文学作品,哪怕销量不佳,出版界对其也是呵护有加。与此相对,村上作品一方面维持了小说的趣味性,另一方面又兼顾了艺术价值,我个人认为应该肯定这点。与村上相同风格的作家,在下一个世代当属吉田修一。

文汇报:您觉得令和时代的文学走向是怎样的?能够继承大江和村上地位的后继者又会是怎样的创作者?

田中和生:“令和”的年号出自《万叶集》,显示出日本政治、社会正朝着内向化的方向前行。文学层面,与这个倾向相向而行的作家和要打破这个倾向的作家即将分道扬镳。我个人感到,在令和时代更有前途的,当然是打破这个倾向的作家们。

具体来说,不是那些对被美军占领的“战后日本”持肯定意见的书写者,而是重视亚洲地区共同发展、在文化交流中创作的作家们。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是在这一脉络中的,辻原登则更早清晰地在其作品中展示了这点,例如他以中国大陆为舞台创作的《村的名字》和《飞翔吧,麒麟》。另外,继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之后,日后可能会达到他们那样高度的,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吉田修一和平野启一郎了。

我想这也与吉田修一成长于面海开放的长崎有关,他经常会有意识地考虑位于亚洲区域的日本。比如,涉及冲绳问题的《怒》(2014年),就是在这样的意识下诞生的。即便是可以当做轻快读物来看的《横道世之介》(2009年),由于作者不经意地带出海上难民的话题,让读者不知不觉间意识到日本是通过日本海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连接起来的。吉田的很多作品都是畅销书,在持续影视化被搬上大银幕的同时,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由此,我认为吉田修一是令和时代能够挑起大梁的作家之一。

再说一下平野启一郎,他原本也创作了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到了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个男人》(出道20周年纪念作),他终于实现了小说这种文体趣味性的同时,又兼顾了高水准的艺术价值。平野启一郎是“70后”中很具有实力的作家,也掌握了向广大读者言传的写作技术。我期待他在令和时代,也能写出与昭和的大江健三郎、平成的村上春树相匹敌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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