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文学回顾与总结

二战结束已逾半个世纪,日本形势出现了转折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在伴随着血与火的西方工业文化的冲击下开始的。从历史的长远眼光回顾,战后日本文学在外部环境、文学格局、文学观念、文学写作的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新变化给把握战后文学发展趋势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是,战后日本文学如何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更新的序幕终于拉开了。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文明开始分崩离析,日本作家正置身于一个文学事业发展进步最好的历史时期,而迈出向民族化转换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也是对日本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六十多年来,许多旧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及其表现方式被迫毁掉和改造,新的文化机制在萌生,在发展壮大。各种思潮的酝酿与迅猛推移,贯穿战后半个世纪,文学呈现出夺目的异彩,各种艺术风格、社团和流派自由发展,在创造不同阶段也反映了时代的特色、内涵和情绪。因此,他们不仅代表着审美标准的风向,也必然等同于人类政治、社会和文化演化的缩影。其创作活动在不同程度上都显示出重视继承传统、关注当代生活,尊重多样化艺术追求的创作态势。一些作家本国国学根基扎实,又周游列国,饱经欧风美雨栉沐,不仅仅吸收西方变化多端的表现手法,也不仅仅只是向传统靠拢,而是既继承本国优秀传统,又借鉴世界文化艺术的优秀传统,文学风格从古典式向现代式乃至后现代式大踏步跃进,展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碰撞与融通。在多元化创作格局中,迸发出来的探索和创新的开拓精神。从日本文学界整体而言,使我们看到了艺术的无穷表现魅力,创造了许多前人没有的艺术语言风格与样式,深入到前人未曾涉猎的领域,也出现了前人作品中没有出现的气象,令人感到其发展势头之盛,站在与时俱进的前列。各家各派创作力极其旺盛,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战后,尽管井上靖、三岛由纪夫和安部公房等多次入围诺贝尔奖屡遭淘汰,如今,川端康成先拔头筹实现历史性突破,继而大江健三郎又重塑历史辉煌,为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学史的内存增添了独有的荣誉。从封闭跨越时代和囯界迈向世界舞台,也是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这不仅是日本作家,也是一代日本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重建战后文学的另一个春天。这些无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象征,也是历史和文化的融合与积淀,在日本现代文学发展的史页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但是,和博大精深的日本国内外文学传统比较,和才华横溢的许多先贤前辈比较,战后日本作家的创作还没有取得指向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学制高点,似乎并没有诞生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巨著。尽管如此,这类作品毕竟是文学的主流,代表一种方向。他们中一些人把每篇小说都试图熔炼成经得住大众与历史淘筛的精品,也不乏快手和高产作家,作品所呈现的是作家的心灵和严肃的艺术选择。这种选择的效应既是艺术的,也是思想的,文化的。这类作品以敏锐的目光和深邃的透视力,从人类的精神、文化领域进行着辛勤的求索,开拓人们的视野,发展人们的新观念。它的奋斗,它的变化是与时代的脉搏合拍跳动的,带给人们以艺术享受和审美愉悦。

战后日本文学在几十年中,一直处于社会转型的深刻变化之中。一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与技法的多向移植和交叉融汇,改变着小说的寓意内涵与艺术格局,另一方面,推理小说(推理小说在日本被等同于武侠剑坛同类,作为一种类型文学至今仍不被我国和日本很多人接受,是有很复杂的原因的)和风俗小说也给人以别出机杼又底蕴丰厚,大俗抵达大雅的强烈感触,盖出于此类作品情节复杂,险象环生,易于使读者产生阅读互动,创作了某些开掘深刻和表现角度新颖的作品。但也必须指出,这也引来众多效尤者,经过某些媒体推波助澜的恶炒,呈现鱼龙混杂局面。思想性的衡量尺度上会有差异,各有各的艺术特性与功能定位,虽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还是有着几分相似的影子。通过相互交融,相互补充,能找到一种更成熟、为更多人接受的艺术表现形式。随着影视的发展和电脑的普及,文化更加大众化,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日益消失。艺术是相通的,可以相互学习与借鉴。纯文学与大众文学尽管文学趣味相去甚远,还是有各自不同的创作规律和评判标准,但其间的一脉相承和流徏变迁颇多令人寻味之处。从双线发展向相互融合过渡,兼具纯文学特质和大众文学人文个性的作品,成功地冲破了森严壁垒的二元对立,两种文学潮流的起伏与循环解释日本文学的全过程。它们之间的界线呈现模糊不清、级差大大缩小的趋势,在未来文学创作发展进程中会越来越明显。其实,早在上上个世纪,日本文学已经析分为两个板块:一是体现知识分子精英价值观的“纯文学”,一是面向大众特别是普通市民的“大众文学”。在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文化氛围里,形成二元对立思维定势由来已久,主流文学史对后者讳莫如深,而把明明两个板块并存的文学格局,规定“纯文学”为正统。如今终于各向对方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这是日本审美文化嬗变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大众文学边缘化的地位得到了改观。其实,纯文学与大众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众文学文本往往直接就是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一面,从社会大众和文化消费的角度,存在着某种需求,极大限度地张扬了日本自然通俗的小说传统。纯文学借鉴了大众文学的故事技巧和文本生活化,倾向于消遣性、娱乐性或观赏性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高蹈性。这样一种变化,还俨然促成了所谓纯文学面对复杂的现代语境及市场压力而施行的一次转型性努力。大众文学则借鉴纯文学写作技巧与艺术性。雨果说:“决定一部作品地位的,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的内在价值。”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相互渗透与交融,相互推动,相得益彰。假如以一种民主的而非贵族化的精神来看待文学艺术,一切文学艺术都应是平等的,决不能以纯文学否定大众文学的艺术创造价值、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更何况从文学艺术发展的长河来看,很多经典名著在当时就是通俗流行的文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长补短取得同比例的增长。从严格的学理和文学的本体依据而言,以私小说为主体的纯文学也无疑存在着某些局限与偏颇,如情节被淡化,观念性的东西占据主要位置,过分地强化艺术的个人审美感受,会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大众文学也常常内涵着深刻的气质。尽管如此,很难说大众文学被文坛打入另册的现象如今已不存在。

由于思想不同,认识生活的角度和深度不同,所见所获不同,表现的方法也就不同。文学现象千姿百态,艺术观念众说纷纭,展现小说进程的驳杂与多元。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作品艺术上的参差不齐是存在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因作家自身原因而造成缺憾,比如,有些作家囿于文化积淀和精神羁绊,常常难逃狭隘的创作视野,格调和立意低下。此外,虽说电影张扬艺术个性,却被电视剧冲击得惨不忍睹,形成所谓“图像消费时代”,以致一些作家一味追求所谓娱乐性,忽视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责任感。在商业性和娱乐大潮的冲击下,文学界和出版界受到文化消费主义滥觞的消蚀,消极地适应这一商业概念和炒作噱头。尤其是读者常常被内容苍白、思想平庸、包装五光十色的文化碎片所惑,非理性市场开发的功利行为替代了文学精品的创作,战后日本文学曾一度高扬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被弱化或被边缘化。尽管此类作品不无泛滥成灾之感,但创作数量并不意味创作质量的丰收,不少作品艺术创作上缺少个性,题材重复,观念落后,手法陈旧。

综观日本战后文学演变轨迹,薪尽火传,彼伏此起,几乎每一个思潮流派如过江之鲫都出现过,各领风骚三五年便淡出大部分人视线。在纷繁复杂的文坛里,许多作家有如昙花一现,在一部或几部作品之后便归于沉寂,有的星光陨落,有的仍在文坛闪烁。无可讳言,某些作家的后期作品本应臻于成熟,相反,却因失去了早年那种灵敏的观察力,或者因为作者在企图摆脱那种单一的写法,而探讨更深的主题遇上了艺术难题,但不可否认,却也因此催生了一些作家,其中,一些功成名就的作家如松本清张、水上勉和椎名麟三等,因家境贫寒幼而失学。结缘文学容易,成功却远非一日之功。他们相信勤能补拙的道理,追求符合整个民族审美的核心价值,逐步推开文学殿堂的厚重大门。另外一些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尚未显示出清晰的创作面貌,其作品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但却表现出比较强的创作势头,并逐步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多作家群,作品短线看好长线难说,它的意义也许要过若干年后才能真正呈现出来。作家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认识往往很复杂,有时还表现出矛盾和游移,文化知识也与时俱进而发生变化。这是因为生活中的现象不可穷尽。文学思潮更新换代快,作家作品通过多元化的创作景象,展示了文学的发展态势。不间断的探索,对扩展当代文学的视野与结构的变化,无疑起了开拓的作用。观念的更新有利于创作的选择。从战后初期单纯地倾泻法西斯所造成的痛楚,到试图探究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黑暗面,以及其后题材等的迅速转换,标志着日本作家们不断追求发展罕见的创新。

1994年,大江健三郎凭借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成为日本第二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任何文学形式或流派,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在不同形式或流派之间,这两种文学如果能在横向借鉴中相互弥补也会形成更为丰富,更为庞大的新的洪流。特别是在历史剧烈变动或转变时期,某种传统的东西可能受阻并无力超越时,会出现文学创作审美效应导致作品偏离它在文化中的位置。当我们对纯文学和大众文学进行新的辨析,并对当前文学进行梳理时,就会发现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相嫁接,是艺术自身结构和环境所致。战后文学格局几经演变,文坛也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而外边世界和人们的内心世界之汹涌,终是文学难以承担的。若从整体与历史观点评价,战后日本文学无疑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强烈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优秀作品,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日本文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锐意创新,不断推出新颖独特的新作品。由于生长在作家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强烈熏陶,大多数作家的夫人和子女,随着年龄、阅历和写作心得的进一步积累,相继崭露文坛。这一文化世家现象成为文学传承的独特方式,引发家族后人情理应分的私家夙愿。但群山起伏而难见高峰,具有承前启后作用并托起一个时代的大师屈指可数,对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变迁过程给予宏大而细致、广阔而深入、普遍和精微的刻画和反省,深刻地反映历史和时代,表达人民崇高、美好的理想和追求意志和情感,不会随时光流逝而消失,而且又处于一个大师陨落的年代,尽管经过了时间荡涤,流传的佳作流传至今,依然魅力不减,但不无没有达到这个制高点应有震撼的作品寥若晨星之感。然而最让人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还是社会派。

同时,文艺理论从战后初期那种始终以先锋的、理论实践者的前沿走在文学队伍前面的状态相比,不无滞后之感。文学理论的建设和批评,应该作为文学创作活动的概括总结,以前瞻性的理论观点引导和实践评判,提出具有原创性的审美启示。就二战后而言,文学批判亟待加强。任何宏大的理论架构大多始于作家、作品和理论家组成的往复循环的联动模式成为亟待加强的纽带关系。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从历史上看,总是相伴而行,同步发展的。实践为理论提供研究对象和议论的题目;理论的思维又为创作开辟新途径。文学理论不是救治文学创作的万应药方,但却可以对文学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富有成效的理论创见。长期以来,文艺理论不乏各具特色的思想艺术分析,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1980)具有很强的理论原则精神及辨析色彩。但就整个批评界来说,也同自然科学界一样,偏爱实用而轻视理论,对研究对象特别善于作微观上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其中不乏只对已发表的作品在事后的注释、诠释和赏析。

如同徐志啸在《日本楚辞研究论纲》所概括的那样:“日本学者善于偏重研究一些不大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冷僻问题和细小问题,从中考证引申,得出结论。”“他们的独到之处,首先是认真严谨,重实证,不尚空谈,少讲义理。”文坛似乎应出现既有宏观梳理又有精心剖析的文艺理论作指导,对文学理论和实践的前沿问题,进行知识和理论的逻辑与历史和现实的路径的相互交叠,从而赋予新的时代性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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